商

商是汉字第一次被抓到现行的一朝。此前千年，字在陶片上、在绳结里、在口耳之间；到了商，字被刻在龟甲与兽骨上——殷墟出土的有字甲骨累计约十五万片，单字约四千五百个，其中能被清楚释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也是第一次有可能把一个王朝每天的日程读出来的一朝：国家大事与王的私事都要先问一遍卜，而问完之后把它记下来的那个人，恰恰是最诚实的记录者。

一、商从哪来

关于商的起源，有一句很美的话可以引：《诗经 · 商颂 · 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宋国（殷商后裔之国）祭祀祖先时所唱的诗，是后人追述自己的祖先来源，不是史实记录——但它透露了一点：商人自己认为祖先与东方有关。

传世文献里的商王世系，主要来自《史记 · 殷本纪》。这部书写成时去商亡已逾千年，可信度本来是存疑的。

1917 年王国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把甲骨卜辞里出现的一批商先公先王名号与《殷本纪》比对，发现两者大体相合，个别次序需要调整。这次比对的意义超出校勘本身：它第一次证明了出土材料可以为传世文献提供反向验证。过去被认为“传说色彩浓厚”的一段记载，由此获得了实证基础，尽管谁也不敢保证下一个名字就不会被推翻。这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最著名的一次演示。

至于商早期都城在哪里，问题至今悬着。文献说汤居亳，而亳的地望历来有数十种说法。考古上，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先后被发现，二者年代都早于殷墟、规模都足以当都城，究竟哪一个才是文献中的“亳”，或者是否分别是亳与别的城，学界至今没有统一意见。这个未决不必掩饰——它恰恰说明早期都城的认定需要自证的铭文，而不是靠推测。

商代数次迁都，至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一带）之后稳定下来，此后二百七十余年不再迁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殷墟。

二、殷墟：把一个王朝从地下挖出来

商的故事有一半是被二十世纪重新挖出来的。

1899 年，王懿荣在作为药材出售的龙骨上认出刻画符号，这是甲骨文被学界认识的开端。此后罗振玉等人追查产地，确认出土于安阳小屯。1928 年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中国田野考古学由此起步。1950 年以后发掘持续至今。

殷墟出土的东西构成了这样一幅图：

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发现数十座夯土基址，其中规模大的长近百米。这些建筑的排列方式与后来的中轴对称、前朝后寝有结构上的呼应关系。

王陵区在洹河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冈，已发掘大墓十余座，多数被盗掘一空。1976 年发掘的一座中型墓（编号 M5）却是例外：未被盗过，出土随葬品一千九百余件，其中青铜器四百六十八件、玉器七百五十五件，另有海贝近七千枚。

作坊遗址包括铸铜、制玉、制骨、制陶，分布在洹河两岸，各自成片。铸铜作坊出土大量陶范与熔炉残块，说明青铜器是本地生产而不是输入的。

1999 年在洹河北岸发现的洹北商城，年代早于已知的殷墟宫殿区，为“殷”的具体位置与年代提供了新线索（其性质与分期学界仍在讨论）。

这些遗址合起来回答了一个原本只能靠推测的问题：商的首都不是一个祭祀中心，它是一个有城墙、有宫殿、有作坊、有墓葬区、有农业人口支撑的真实城市。

在王畿之外，卜辞里反复出现的那些“方”——土方、鬼方、羌方、人方——是当时真实存在的政治对象：时而臣服纳贡，时而举兵相抗。这些今日读来生僻的名字，构成了商实际面对的世界边界。一个“我群”的范围，正是在与一串邻居的反复摩擦中才慢慢有了轮廓。远处的联系也确实存在：殷墟出土的海贝来自遥远的温暖海域，部分玉料的产地指向西北，一件随身之物走过的路，常常比我们想象的长得多。

支撑这座城市的经济也可以描出来。商人种粟、黍、稻、麦，卜辞里反复出现“受年”即祈求丰收的辞例，也有大量求雨、求禾的占卜——农业的不确定性是国家问卜最频繁的领域之一。家畜有猪、狗、牛、羊，其中牛的价值极高，既是牺牲也是骨料的来源：我们今天能读到卜辞，用的正是被食用之后的牛肩胛骨。

住的方面，普通人的房子多为半地穴式或地面单间，墙体是夯土或草拌泥，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贵族则是建在夯土台基上的多间建筑。同一座城里，人间的差别以平方米计。

技术上有一样东西值得单列：车。殷墟多处发现车马坑，多为两马驾一辆木车，衡、辕、轴、舆的结构已经完整，只是木质的舆在出土时早已朽尽。这种双轮马车的忽然完备，常被拿来与欧亚草原上更早的车马文化作比较，其技术来源究竟是传入还是本地演进，学界至今有不同意见。无论答案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套东西要用多名工匠配合——木工、青铜工、皮革工、骨角质工，缺一样就装不成。一件出土时已经朽成土痕的东西，背后同样是一个产业链。

三、甲骨文：问神的人与写字的人

这是本卷最想讲清楚的一节。

商王几乎无事不卜。今天的雨会不会下、这次出兵吉不吉、妇好这次生育顺不顺利、王的牙疼是什么原因、做梦梦见了什么要不要紧——这些都要问。

问的程序是一整套技术活。先取龟腹甲或牛肩胛骨，锯裁整治，在背面钻出整齐的凿与钻；然后用炭火灼其中一处，正面就会爆裂出裂纹。裂纹的走向就是兆。——注意这里的第一步：兆是人看出来的，而裂纹是热胀冷缩物理性地产生的。

占卜之后往往存在一个固定的日期与主持者：“癸巳卜，㱿贞”，意思是癸巳这天占卜，由名叫㱿的卜人贞问。完整的卜辞通常包括前辞（时间、卜人）、命辞（所问之事）、占辞（王或卜人作出的判断）、验辞（事后应验与否的记录）。

关键在最后那一项。验辞是回头查的东西。它记录：“王占曰：吉。之允雨。”或者“旬亡祸。允亡。”也就是说，商不仅记录提问，还记录答案准不准。这些做法在无意中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把预测与被检验的结果放在同一块骨头上，并长期保存下来——这等于承认了预测有可能是错的，也意味着后来的人可以回头核账。一个愿意留痕挨比较的系统，才会慢慢长出“复盘”这种东西。

这是理解“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句话的正确角度。此语出自《尚书 · 多士》，是周公对殷遗民说的话，用以说明殷人原本是有典册的族群（“册”在甲骨文中像编联的简策之形，学者多认为指简册而非甲骨；也有认为泛指书写记录者）。这句话是周人的追述，不是商人的自述，但它的含义被殷墟证实了：这个族群确实有文书传统。

这一朝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正在于此：它的宗教热情没有让它疏于记账，反而逼着它把记账做得很细——问的是命运，留下的是流程。占卜问天的动作背后，是一整套行政劳动：有人负责取材，有人负责整治骨料，有人负责钻凿，有人负责灼兆，有人负责读兆，有人负责把结果刻上去，还有人负责把它们归档。想打听神意的人最后得到的是一套官僚体系，这大概是商最有意思的一笔意外收获。

殷墟出土的甲骨有集中埋藏的现象，比如 1936 年小屯北地一个窖穴一次出土一万七千余片，研究者一般认为这是有意的储存，而不是随手丢弃。有档案意识的地方就有行政。

统计数字方面需要谨慎：有字甲骨累计约十六万片（各家统计口径不一，常见说法为十五万片上下），单字约四千五百个，能确释的在一千余字至一千五百字之间（随着研究推进，释读数量在变化）。这些数字每一次引用都值得说明一句“约”。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说：这批字不是直接用刀想出来的，而是先写后刻。殷墟出土的甲骨、玉戈、陶片上都发现过朱书或墨书的笔迹，有些刻辞可见先写墨底再下刀的痕迹；另有若干片写了却没有刻。也就是说，商代已经有握得住软笔的手，以及一套配合这只手的动作习惯。刀刻只是存档的手段，书写才是日常。软毫在甲骨上的那一下提按，与三千年后我们写字的动作是同一回事。

在构造上，商代的汉字已经用完了后来所有的组字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样齐备，此后三千年没有再发明第五种，只是在比例上从以象形为主慢慢转向以形声为主。换句话说，汉字的技术路线在商就已经定死了。

四、青铜：一套由人力组织出来的产业

后母戊鼎的重量是八百三十二点八四公斤。这个数字本身不构成意义，把它换算成工作过程才有意义。

商代铸器用块范法：先做泥模，翻出外范，再制内范，留出壁厚空腔，然后浇入铜液，最后打碎范具取出器物。每件器物的范都是一次性的，这意味着每一件青铜器背后都有一套从头做起的模具工程，一件也不能复制第二次。

大型器物还要解决另一件事：一次熔炼的量不够。学界通常认为铸造如此重的器物需要多个熔炉同时熔铜、同步浇铸，参与工序的人员数以百计。铜料从哪来也是问题——中原本身缺铜，长江中下游的铜矿带（如湖北大冶铜绿山等处，其开采起始年代仍有讨论）是重要的可能来源之一；铅锡料的来源，包括所谓“高放射成因铅”的探讨，至今仍在争论之中。

把这些环节串起来：采矿、运输、冶炼、制范、浇铸、修整，横跨数百公里、涉及若干门手艺、需要有人统筹时间与配比。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祈祷能替代的。青铜产业的本质不是艺术史，是工业管理史。

殷墟其余的重要器物也值得点名：妇好墓出土的偶方彝（一件盖作屋顶形的盛酒器）、三联甗（Sānliányǎn，一件灶架上并列三只蒸锅的炊具，可以同时蒸三种东西），以及大量玉器。这些器物的主人是同一位女性——见下一节。

顺带一件绕不开的事：青铜礼器的主要用途是祭祀祖先。在这个体系里，受祭的是死者，而主持者、解释者与受益者都是活着的人。礼器的分量来自它的花费，不来自它的神圣。庄重地说，这些耗费巨大的器物所要强调的，是子孙对秩序承担的责任。

五、妇好：一个把名字留下来的女人

1976 年殷墟五号墓发掘，墓室不算很大，但保存完好。出土青铜器上反复出现“妇好”二字，这批铭文与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的那位“妇好”对应起来，一般认为墓主就是她。

甲骨卜辞里关于她的记录很多，而且内容很不相同：她主持祭祀，也曾受命统兵，卜辞中有“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的辞例（此句的具体释读学界仍有讨论，但“妇好领兵”这一点是清楚的）。她生育时王亲自占卜，问生男还是生女；她生病时王为她问卜；她去世之后，卜辞中仍有向她致祭以求护佑的记录。

把这些碎片拼起来，可以看到一位同时担任将领与主祭者的女性，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她是那个在青铜器和骨辞上都留下名字的人。

妇好的重要性还有另一层：为什么一座没有被盗过的墓如此重要？因为它在同一个坑里同时保存了主人的用具、丧葬的规格与死者本人的名字，三千年后的人才有条件把一个个体的生平重新拼出来，而不是只面对一堆失名失主的器物。一个时代的丰富程度，往往取决于它能留下多少个具体的人。

在贵族之外，甲骨卜辞里还留着另一批人的痕迹：被称作“众”的劳动者。“众”字的写法常作日下三人，他们在卜辞中出现的场合通常是农耕与征发。这一细节提醒我们，把所有注意力放在王、妇好与青铜器上是不完整的——这套体系赖以运转的基础，是大量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他们的掌纹留在陶器的指痕上、留在夯土的杵窝上，也留在那些被整齐安排的祭祀坑里。

商亡这件事还留下三条走向不同的个人记录——《论语 · 微子》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称“殷有三仁”。这三人是商末王室中对同一场崩溃作出不同反应的人：一个出走，一个佯狂为奴，一个以死进谏。在一个行将结束的王朝里，人做的选择各不相同，而这些选择后来都被保留下来了。

六、纣：一次被胜利者写了又写的人

商的最后一位王，帝辛（后世称纣）。

《尚书 · 牧誓》里，武王在开战前的誓词中列了他几条罪：听妇人之言、不祭祀祖先、不用兄弟而用逃亡来的罪人。这几条属于典型的战前动员，指向具体的政治问题，而非夸张的个人道德。

到了战国以后的记载，纣的形象急剧膨胀。顾颉刚写过一篇叫《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的文章，把文献中关于纣的罪行按出现时间排队，发现时代越晚，罪行越多，且往往是后人自己时代的恶行被投射到他身上。

这不是替他翻案。考古材料支持的部分同样明确：商末王陵区与宫殿区存在大量人殉人祭遗迹，祭祀用的人牲数量可观（各遗址统计口径不同，具体数字学界尚有讨论）；酒的消费在商代上层生活中占比很高，青铜器中酒器的比重是明证。这些现象不需要添油加醋，本身就够沉重。

所以诚实的态度是两头都不取：既不相信那个由后世层层加码出来的怪物，也不因为“他其实没有那么坏”而忽略一个王国在最盛时把人命当作资源消耗的事实。

公元前十一世纪（具体年份学界无定论，通行说法为公元前 1046 年）发生的那场战斗持续的时间似乎很短。此后商亡，周成了新的解释者。

商留下的是两份很难互相替换的材料。

一份是甲骨：一个王朝最私密的日常，从天气到牙疼，从出兵到做梦，都被问过一遍并且记了下来。另一份是青铜：一个王朝愿意把多少人力、铜料与时间投进一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物里。

这两份材料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得有人在场。要有整治骨料的人、读兆的人、下刀刻字的人；要有采矿的人、制范的人、守在熔炉边上不敢打瞌睡的人。商之所以能被读出来，不是因为它信神，而是因为它雇了一大群写字和干活的人，并且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留下来。

问天的流程留下来了，答问的却一直是人；而这一朝之所以能被重新读出来，也不是因为它信神，是因为它把整套流程雇人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