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一个族群从此有了名字。汉人、汉字、汉家气象——这些都不是天授的，而是打出来、走出来、守出来的。四百年里，这个朝代把秦留下来的那套行政体系从战时状态调成了日常状态，把国库、粮食、边防、史书、纸这些东西一件件做好，也在最后的一百多年里，亲手演示了外戚、宦官与豪强怎样把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慢慢掏空。

一、楚汉：一个亭长的四年

公元前 209 年大泽乡之后，反秦的队伍多如雨后。其中有两支后来决定了历史：一支是楚国贵族之后项羽，一支是沛县泗水亭长刘邦。

刘邦这个人值得先交代几句：出身农家，不事生产，好酒及色，四十七岁起兵，做过的最大的官是亭长——大约相当于一个派出所长兼驿站负责人。他本人的军事才能不算上乘，彭城之战五十六万联军被项羽三万精骑打得溃不成军，他只带着几十骑逃走。

他真正的长处是两件事：敢给，也敢听。

前者体现在用人。韩信从项羽那边跑过来，萧何追了他两天，刘邦拜他为大将，把军队交给他；陈平从项羽阵营来投，有人告他盗嫂受金，刘邦照样用；娄敬一个戍卒提出的迁都关中的建议，被他当场采纳。《史记 · 高祖本纪》里他自己总结的那段话也很坦率：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我不如萧何，带百万之军我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后者体现在听劝。公元前 206 年十月他入关，秦王子婴投降，他进了咸阳，看见秦宫的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想住下不走。樊哙与张良把他劝了出来，还军霸上，与父老约法三章，把秦的那些苛法统统罢掉。由此得到的回报是：关中父老唯恐沛公不为王。

此后四年：项羽入关，分封十八路诸侯，自称西楚霸王；刘邦被封到汉中（当时的偏远之地），随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定三秦。荥阳成皋一线拉锯数年，双方隔着广武涧对峙，项羽以烹太公相胁，刘邦答“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段对话常被认为冷酷，但它同时也说明：争天下的两个人，彼此的底牌都是算出来的，不是演出来的。

公元前 202 年十二月，垓下。韩信指挥，十面埋伏，四面楚歌。项羽突围至乌江，自刎而死，年三十一。

这位对手的能力毫无疑问超过刘邦本人；但他始终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治理结构——他把天下切成十八块分给别人，自己退回彭城。赢的那个人赢在能把事交给别人做，输的那个人输在只相信自己。

二、不折腾：文景之治

公元前 202 年称帝之后，问题立刻实实在在：国库空得皇帝的车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

此后七十年的国策只有一句话：少做加法，多做减法。

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任统治者连续执行同一条路线：减轻赋税（田租由十五税一降到三十税一，文帝时甚至一度全免）、减少徭役（把每年服一个月改为三年服一个月）、罢兵归农。文帝本人穿粗厚的衣服，宠妃的裙子不长到拖地，想修一座露台，算了一下要一百金，说这是十户中人之产，取消了。

公元前 167 年废除肉刑，是一次可以单独说的事。起因是齐国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处以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随父入长安上书，请求没官为婢以赎父罪，并且提出一个更重要的意见：人被处以肉刑之后，肢体断者不可复续，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路了。文帝为之感动，下令讨论，最后把黥、劓、刖改为笞刑与髡钳城旦舂（《汉书 · 刑法志》）。

由此需要说明两点：其一，这次改革执行的并不理想，景帝时仍在调整笞数与执法方式，史书记载有“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的现象；其二，它仍然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进步——承认刑罚应当留给一个人改过的余地，是文明程度的一个指标。

而这七十年里国力恢复的结果，可以从两个数字上看：到武帝即位时，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而长安的国库里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景帝末年的一次统计显示，全国人口较汉初有了显著回升（具体数字各家推算不一，此处只取其量级）。一个政府少收了几十年税，反而迎来了自己最殷实的时候——这件事值得反复讲。

而在这七十年里，贾谊与晁错先后提出了同一个警告：诸侯王势力太大，迟早要出事。

三、七国之乱与推恩令

公元前 154 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兵。景帝一度杀了晁错试图平息此事，吴王却自称东帝，拒绝退兵。周亚夫率军断吴楚粮道，三个月平定。

叛乱平得快，但真正的解决在二十年之后。公元前 127 年，主父偃向武帝建议“推恩令”：诸侯王的子弟们除了嫡长子之外，其他人也应当得到封地——由王国再分出若干侯国。表面上是把恩泽推给所有人，实际上把每一个王国越切越小。此后“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

这条政策的好处在于它没有动刀——不需要新的战争，不需要新的酷吏，只需要换一道让诸侯子孙都高兴的文件。与之配套的还有：王国官吏由朝廷任命，诸侯王“唯得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一个原本要用战争解决的问题，被一道看上去是在发福利的文件解决了。

这也意味着：从秦开始的中央—地方这道难题，至此有了成熟的解法。此后两千年里，每一个新王朝都要重新处理它，而汉给出的这一份参考答案，后来被反复抄。

四、“独尊儒术”这句话本身也有来历

公元前 141 年汉武帝即位。这里有一处需要说清楚的细节。

今日常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一句汉代原话。《汉书 · 武帝纪》的原句是“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是东汉班固的总结；“独尊儒术”四字是后人的概括（二十世纪以来有多位学者指出这一概括的成型过程）。此外，武帝建元元年（-140）推行的改革因窦太后信奉黄老而受挫，直到建元六年（-135）窦太后去世，这些措施才得以推行；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一般系于元光元年（-134），置五经博士在建元五年（-136）前后，具体年份学界仍有讨论。

把这些杂质滤掉，剩下的是一件很实在的事：从这一时期开始，国家的官员选拔与教育内容，绑定在一批固定的经典上。

支持这套安排的理由并不荒谬：一个需要大量文官的帝国，需要一套共同的教材，否则无法保证这些人的判断有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它的代价同样清楚：一旦只有一种书被当作标准答案，其他学问就只能以注释和附会的形态存活；而那些被标准答案筛选出来的人，也慢慢学会把“说得像”当成“说得对”。

公元前的这次选择，在此后两千年里被反复重新确认。它带来的好处（一套共同的文化语言）与坏处（一种被压缩过的思想空间）是同时到货的。

此处还有一个必须说的人：班超。公元 73 年他随窦固出击匈奴，随后率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在鄯善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之语激励部众夜袭匈奴使者营地，此后经营西域三十余年，至公元 91 年任西域都护。他之所以被后人与张骞并提，理由很简单：张骞把路打通了一次，班超让这条路在这三十年里持续有人走。道路不是一次性的成果，它需要有人年年在上面跑。

五、西域：一条路被走了十三年

公元前 138 年，汉武帝招募使者出使西域，目的是联络被匈奴逐出故地的大月氏共击匈奴。应募的是郎官张骞。

他带着一百多人出发，中途被匈奴扣留。十余年间，他被迫娶妻生子，持汉节不失。后来得机会逃出，继续向西，经大宛、康居抵达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经在新地方安居，无意东返复仇。张骞停留一年多，只好返回。归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公元前 126 年才回到长安。

去时一百余人，回来只有两人。《史记 · 大宛列传》称此行为“凿空”。

他带回来的东西里，有两件是真正重要的：一是关于中亚与西亚地理、兵力、物产的一整套情报——这是一片此前完全不在汉的情报视野里的世界；二是“可以打通”这件事本身被证实——道路、向导、补给方式都被走过一遍。

此后，公元前 121 年河西之战打通河西走廊，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四郡设置的具体年份学界说法不一，大体在前 121 至前 88 年之间陆续设立）；公元前 119 年张骞第二次出使，率三百人，携带大量牛羊缯帛，联络乌孙；此后使者相望于道。公元前 60 年设西域都护府（此为西域正式纳入行政管辖的标志，其治所乌垒城的地点在新疆轮台一带，具体位置学界有讨论）。

关于物产，需要说清一件事：传统上把葡萄、苜蓿、胡麻、石榴等的传入归于张骞（《史记》《汉书》确有相关记载）。但现代研究多认为这些作物的传入是一个持续数百年的过程，不宜全部算在某一次出使的账上。把一个漫长的过程浓缩到一个人身上，是叙事的本能，不是历史的形状。

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本站用作金句的话，出自《汉书 · 陈汤传》，是公元前 36 年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这是一句很硬的话，值得连同它的上下文一起记住：它是一次远距离军事行动之后写在奏疏里的结论，不是一句口号。

还有一笔容易被漏掉的账：为了支撑这套体系，国家需要一个能年年结算的数字基础。汉继承了秦的上计制度——郡县每年把户口、垦田、赋税、刑狱的统计数字上报朝廷。公元前 2 年的那次统计，通常被引用为西汉户口的最高峰之一（数字出自《汉书 · 地理志》，各家校勘不一）。一个能连续两百多年每年做一次全国统计的政权，无论它后来怎样垮掉，它的行政能力都不容低估。

六、钱与铁：一个国家的财务账

公元前 119 年前后，财政压力到了极限：连年对匈奴用兵，赏赐有功将士动辄黄金二十余万斤（数字出自《史记 · 平准书》，各家收支推算不一）。桑弘羊等人给出的一套办法是：

货币。 公元前 118 年铸五铢钱，收归铸币权于中央，由上林三官专铸。此前钱币私铸盛行、轻重不一，此后五铢钱成为此后七百余年的通行货币。把铸币权收回来，是把财政主权收回来。

盐铁官营。 公元前 119 年前后实行盐铁专卖，由官府招募煮盐、冶铁者为徒卒，产品归官专卖。

均输平准。 各地贡物不再一律运到京城，而是由均输官在各地调剂转运、就地出售；平准则在京师设机构，贵时抛售、贱时收买，以平抑物价。

算缗告缗。 对商贾车船、货物征税-；隐瞒不报者被鼓励检举，告发者可得没收财产的一半。这一条在执行层面掀起了大规模抄没，社会代价极大。

公元前 81 年，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各地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当庭辩论。三十年后桓宽把他们记录整理为《盐铁论》。此书是了解当时经济思想的关键文本，但须注意它是桓宽的编述而非会议实录，成书去会议数十年，且立场倾向于贤良文学一边。

而无论站在哪一边，有一点是共同的：争论的双方都不认为市场可以自行解决问题。一方主张国家应当掌握工商业命脉以支撑边防，一方主张不与民争利以免破坏风俗与农业。这两千年之后仍在继续的那道选择题，在此第一次被完整表述出来。

此外，这一朝也第一次为“图书”这件事定下了制度。汉惠帝时解除挟书之律，此后朝廷多次向民间征求遗书；武帝置写书之官，成帝时命刘向、刘歆父子大规模校理群经，刘向为每一部书写叙录，汇编为《别录》，刘歆据而成《七略》。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目录学”三个字，源头就在这里。这件事的含义值得说清楚：当书多到需要编目的时候，知识就已经从个人的记忆变成了公共的资产。

七、书与纸：让字和事都能流传

这一朝留下了两样能决定此后两千年记忆形态的东西。

其一是一部通史。 司马迁约公元前 145 年生于夏阳（一说生于公元前 135 年，生年有异说），元封三年（-108）继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太初元年（-104）开始撰《史记》。天汉二年（-99）因李陵之祸受腐刑，本欲死，终以“恨私心有所不尽”而继续写。约公元前 91 年基本完成。

他给自己的任务写在《报任安书》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体例是他创设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从黄帝写到当代。《史记》第一次把二十五史的写法定下来，此后每一个朝代都在沿用这套格式记录自己。

需要说清楚的是它并无任何神学企图：它记录成败、记载人物的具体选择，也在《货殖列传》里认真讨论商业、《平准书》里认真讨论财政、《酷吏列传》里认真讨论坏制度如何把好人变成坏人。它既写皇帝也写刺客与商人，并且对失败的英雄比对成功的帝王更用力——这是它最难得的地方，也是它在很长时间里不被官方完全认可的原因。

其二是纸。 公元 105 年蔡伦向朝廷献上改良后的纸，史称“蔡侯纸”。这件事必须说准确：它之所以重要，正因为纸出现之后，写字这件事就不再受限于竹简的体积与缣帛的价格：蔡伦不是发明造纸的人，而是把造纸技术改良到可用、便宜、能量产的人。考古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麻纸——如放马滩纸地图、灞桥纸与悬泉置遗址所出纸张等——说明在蔡伦之前早已存在纸，只是这批“纸”的性质、年代与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纸，学界仍有讨论。

一旦纸张便宜到可以随便用，知识就不再受限于抄书人的速度与竹简的体积。这是继印刷之前最大的一次传播成本下降，也是后来一切“读书人”这个词得以成立的物理条件。

这里有个人不得不写：王莽。公元 8 年他代汉自立，国号新，托古改制——恢复井田之名，屡改币制（十余年间改了四五次），频繁改动官制与地名。出发点或许是真诚的改革，结果却是彻底的失败：公元 17 年绿林赤眉起义，公元 23 年他被杀于渐台。他留下的教训并不难理解：币制一年一改，等于把全国的契约每隔几个月作废一次；地名一年一改，等于让行政系统每年重新学一遍自己的辖区。一个想用复古的办法解决现实问题的人，最终只在后来的教科书里留下了一个负面案例。有意思的是他的尸体被军人争相肢解，而他的头颅却被后来几个朝代收藏于武库，直到公元 295 年洛阳武库大火才被焚毁（《晋书 · 五行志》所记，带有传说色彩）。

八、后一半：塌下来的方式与最后一百年

公元 25 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的政治结构上有一条从一开始就埋下的线：豪强。刘秀本人依靠南阳、河北的豪族起家，称帝之后试图推行“度田”以核实土地与人口，结果引发武装反抗，最后只能妥协。也就是说，一个 在压制豪强的路上半途而废的王朝，此后一直带着这个问题运行。

此后的一百年有一条很清晰的规律可循：皇帝多为幼年即位——和帝十四岁、殇帝百日、安帝十三岁、顺帝十一岁、冲帝两岁、质帝八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皇帝小，政权就由太后处理；太后只能依靠娘家人，于是外戚掌权；皇帝长大后要夺权，只能依靠身边唯一能调动的力量即宦官，于是宦官上台；下一个皇帝即位，循环重启。

士人阶层试图抵抗。公元 166 年、169 年两次党锢之祸，士人被指为“党人”而禁止做官或逮捕处死。李膺、陈蕃等人先后被害。“党锢”“党锢”这两个字此后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因为它指向了一种结构性的失败：当批评者被当作派系处理时，批评本身也就消失了。

公元 184 年黄巾起义爆发，为镇压之而赋予州牧兵权，此后州牧割据。公元 220 年曹丕代汉，汉亡。

在这最后的一百年里，科学与技术并没有停下：张衡于公元 132 年造候风地动仪（《后汉书》记载其“验之以事，合契若神”，今人有多种复原方案，均未能完全复原其测震效果），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确立辨证论治的框架，华佗以外科与麻醉见于记载（《三国志》《后汉书》所记，其具体方法与药物成分历代有讨论）。还有一件很朴素的事值得一记：这一时期的农业技术也在进步。西汉晚期已出现可调节深浅的耦犁与耧车（一种可以同时完成开沟与播种的畜力农具），赵过在关中推行代田法，氾胜之（Fánshèngzhī）著《氾胜之书》总结北方旱作经验（原书已散佚，今存辑本）。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增产尝试，而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这些名字今天听起来生僻，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在试图让同样的一块地多出一点收成。一个王朝的底气，有一半在这里。

一个在政治上持续内耗的王朝，仍然养出了这些。这件事值得记住：制度的失败与个体的创造，常常是同时发生的。

补充一句关于“汉人也在这里被命名”：此前的族群自称多随国号，秦人称秦人；而“汉”这个称呼在汉亡之后仍被长期使用，并且成了语言、文字与族群的稳定前缀。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偶然成分，但更本质的原因是：一个持续四百年、并且留下了完整史书的政治共同体，第一次让周围的人与后来的人用同一套名字称呼它。名字能留存下来，靠的是记忆被写进了书里。

还有一点：在这最后的一百年里，大地主庄园逐渐形成，依附农人口增加，国家的户口与税基随之流失。一个看起来是在上层反复政变的时代，真正发生的变化往往在下层的土地账上。

汉的四百年做了三件慢的事。

它把秦遗留的那套机器从战争档调到了日常档——减税、约法、量入为出，一次漏水的地方就补一次。它把国家的边界推到了荒漠以西，并且找到了与远方相处的方式。它也把记事的标准立了起来：一个史官写一部从自己那年起回溯到黄帝的通史，并且坚持让制度、财政、酷吏和商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这三件事里没有一件依靠超自然的力量，它们靠的分别是耐心、脚程和一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