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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 · 第一卷

三皇五帝

燧火初燃 · 文明肇始

传说时代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源

—— 《周易 · 贲卦》

这是长卷的第一段,也是唯一没有确切年份的一段。燧人取火、伏羲画卦、神农尝百草、黄帝定衣裳——功劳被归到几个名字下面,但考古学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几千代人接力完成的事。本卷从这里起,不因为它是传说就跳过:传说不等于谎言,它只是记忆在被文字保存之前,被迫压缩成了几个姓名的样子。

一、这一段应该怎样读

处理传说,近代中国史学已经走过一个来回。

1920 年代,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时代越后,传说里的古史越详、中心人物越大,因此这些叙述很可能是后世一层层加上去的。这个判断至今有效——它提醒我们,不要把《三皇本纪》那样晚出的文字当作实录。

王国维则给出了另一端的方法:用地下出土的材料去印证纸上材料,他称之为“二重证据法”。此后的考古发掘证明这个方法有效:甲骨文的出土证实了《史记 · 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大体可靠,这直接改变了对商代是否存在的判断。1990 年代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主张不必因为晚出的文本有附会,就否定其中的历史内核。

今天通行的态度,可以写成这样一句话:文献记载可以不足征信,考古材料却没有义务替它说明任何事。两者对得上,我们说“可以互相印证”;对不上,就承认目前无法确定。

落到这一段,情形是这样: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今天主要依靠碳十四测年、地层学、器物与聚落形态来复原;而“三皇五帝”这套人物序列,最早的系统整理出自《史记 · 五帝本纪》,去其所记年代有一两千年。司马迁本人对此是有自觉的,他在篇末写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又说自己“择其言尤雅者”——也就是说,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在从一堆互相矛盾的说法里挑较体面的那个版本录下来。

两千年前的史官把话说得这么诚实,我们今天也不必替他圆。

二、火:第一项不需要向神致谢的技术

几乎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有关于火的神话,区别在于主角是谁。

在汉语传说里打火的人有名字,叫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此语见于《韩非子 · 五蠹》,是战国人的追述,不是当时的记录)。

真实的用火史远早于此。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早已会利用自然火,随后学会保存火种,最后才学会主动取火——这中间隔着可能上百万年的差别。中国境内的早期用火遗迹(如山西西侯度、重庆龙骨坡、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年代与性质在学界长期有讨论:一处遗址里发现有烧过的骨头与灰烬,并不自动等于这座洞穴里的人已经学会了控制火,因为野火也会留下类似痕迹,相关争论至今没有完全平息。

可以确定的是这三件事:

第一,火改变了食物的能量账。熟食让同样一顿饭的热量更容易被吸收,也省下了大量咀嚼与消化的时间。一些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认为,用火与牙齿和消化道尺寸的缩小、脑容量的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一假说仍有讨论,不宜讲成定论)。

第二,火改变了时间的分配。白天不再止于日落,火塘周围形成了一个新的一天的延长段。讲故事、教孩子、修理工具、商量明天谁去哪边山头——语言与协作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段被拉长的时间里变复杂的。

第三,火是第一件不需要向谁致谢的技术。它的获得方式是动作:一个合适的角度、一个合适的速度、一个干燥的引火物。这套动作可以教给别人,可以被别人改进,也可以被忘记之后再被发现。它不像奇迹——它像手艺。

顺带说一件小事:陶器的发明很可能与火有关。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早期陶片出自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等遗址,年代距今约两万年至一万八千年之间(各遗址的测年结果仍在修订)。这是目前世界上所见较早的陶容器,它们的出现早于农业,用途很可能主要是煮食——也就是说,人类最早的一类人工材料容器,是为了把水和火放在一起使用而做出来的。

三、土壤上的一笔长期投资

农事的发明同样被记在一个人名下: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 · 修务训》等,属后世传说)。剥掉传说部分,剩下的是一件真实而漫长的事:植物被人类一代一代地改造,同时人类也被改造得越来越依赖它们。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几个独立起源地之一,而且有两个彼此独立的系统:

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了距今约一万年前的稻作遗存(包括炭化稻米与水稻植硅体),此外浙江余姚河姆渡、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等处也都有早期稻作证据。

黄河流域的粟与黍。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等遗址距今约八千年上下,窖穴中出土过大量炭化粟黍,堆积的厚度说明当时已有余粮可供贮存。

这两个系统的意义不止于吃饱。它要求:观察天时(什么时候播种)、改造地形(排水、灌溉)、固定在一个地方(否则赶不上收获)、记录(明年还得按这个办法做)、以及分配(余粮归谁)。

定居由此发生。仰韶文化半坡、姜寨等聚落遗址的形态很能说明问题:房屋成组朝向中心广场,外围是窖穴、陶窑与墓地,集体墓地往往分区而葬,未成年人多为瓮棺葬且多不入公共墓地。这是一个已经开始按规则安排生活的社会,规则写在地形和埋葬方式里,不写在书上。

工具是和生产同时长起来的。河姆渡出土的骨耜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绑在木柄上翻土,在湿软的稻田里比石质农具更合用;黄河流域多见石铲、石镰与石磨盘。收割用的石镰刃部被磨得很光,显微观察其使用痕迹,甚至可以判断当时收割的是连秆还是仅仅取穗——这类微痕研究提醒我们:那时候的人连“怎么割”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办法。

农业从来不是一个灵感。它是工具、肌肉、天时、分工四件事长期相互磨合的结果,其中任何一件掉链子,秋天就没有收成。同理,那些被传说合并在“神农”名下的功劳,真正的主语其实是一代代人不断改错的那双手。

农业之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粟、黍之后,中国人又把狗、猪、鸡、牛(水牛多为外来输入的说法并存)等动物陆续纳入自己的体系——每一次“纳入”,都是一次跨物种的长期合作。以上过程没有英雄,只有无数次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那一次成功。

四、满天星斗:各地各自长起来的中国

传统的上古叙事是一条线:炎帝、黄帝、尧、舜,一脉相承。考古学看到的不是一个源头,而是许多片天空。

苏秉琦生前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划分为若干“区系”,强调各区各自渊源、各有发展道路。严文明则用“重瓣花朵”来比喻:中原好比花心,四周的文化圈好比花瓣,彼此之间存在向心的联系,同时又各自绽放。

这一时期的几处亮点,值得单独记住:

距今八千至七千年,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彩陶是其最醒目的标志,人面鱼纹、几何纹饰,每一件都出自具体的人手。陕西姜寨、西安半坡的聚落布局完整到近乎教学模型。

距今六千五百年前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壳摆塑。一座墓的两侧,用蚌壳摆出了龙与虎的图案(此墓的性质与图案含义学界尚有不同解释)。如果这是“龙”的早期形象之一,那么有一件事就很有意思:这个后来成为帝王象征的、看上去理应“自古以来”的图样,最早可能分别出现在相距很远的几个地方——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中那件蜷曲的玉猪龙,与此相比毫不相干;长江下游良渚的神人兽面纹则是另一套系统。所谓传统,很多时候是后来把各地并行发生的事拼成了一条线。

距今五千五百年到五千年之间,辽西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有女神庙、祭坛与积石冢群,出土了大量玉器。这些玉器的加工要耗费几百小时的磨制,而它们被集中随葬在少数人身边——社会分层已经不需要靠文字来证明了。

距今五千三百年到四千三百年之间,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这里有规模巨大的城址与水利工程(其外围水利系统的年代与功能仍在研究中),有明确的社会等级。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琮,重约六点五公斤,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一组神人兽面纹,纹饰细部线宽不足一毫米——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年代,用石英砂与水一样的磨料慢慢磨出来。2019 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些人群互相并不认识,彼此的器物风格、葬俗、信仰体系都不相同。后来被称为“中国”的那个东西,最初不是从中心铺开的,而是从各地慢慢长拢的。

五、炎黄:一次把功劳记在几个名字下的集体记忆

那么为什么要讲炎帝与黄帝?

有关的记载是这样的: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黄帝修德振兵,先于阪泉战胜炎帝,再于涿鹿擒杀蚩尤,此后诸侯咸尊黄帝为天子(《史记 · 五帝本纪》)。其后五帝递嬗,尧禅舜,舜禅禹。

关于这段记载的性质,有几件事需要说清楚:

其一,“五帝”的具体人选自古就有几套不同的说法,《史记》所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一套,此外还有以太皞(Tàihào)、炎帝为骨干的另一套。它本身就是后人的编排。

其二,“炎黄子孙”这个提法并非自古如此。它在近代才被普遍使用,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有关,把它当作三皇五帝时代就有的自我认同是错的(晚近的说法,学界已有充分梳理)。

其三,也是最要紧的:史书把这些功劳记在几个人名下,是因为人的记忆只装得下名字。打火的不止一个人,选育稻粟的不止一个人,琢磨出第一件玉器形制的不止一个人。传说不是为了解决“谁做的”,而是为了解决“这件事该由谁来代表”。

我们这一卷既然立意是“唯众生,无神迹”,那么对这一段最恰当的态度就是:既不因为它是传说而嘲笑,也不因为它是传说而神化。它是无数无名者的合传,被压缩成了几个名字。

传说里的最后一句也值得留意:舜在中年时还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边做陶器。《墨子 · 尚贤中》与《史记》都讲到他被举之前一直在干活。一个能被推举出来的人,首先需要是一个在生产第一线把自己养活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三皇”其实不是一个时序,而是一份工作清单:把火留住、把种子留下、把字往前推一步。清单上没有人名,只有工序。

这个细节比那些云山雾罩的大事可靠得多,因为它符合当时生活的样子。

这一段没有一年是可以确定的。它讲了八千年前的稻粒、五千年前的玉、一万年前的陶片,讲了那些相传拿着火与耒的人,也讲了那些把自己的土地怎样耕、自己的死者怎样埋渐渐变成规矩的人。

我们把它放在长卷开头,理由很简单:每一件后来被称为“文明”的东西,都先有人用手工把它做了出来,然后才有人给它起名字、编世系、写入经书。这件事不需要神参与,只需要时间、失败、还有无数双记得上一次为什么会失败的手。

本朝涉及多处学界未决争议(刻画符号是否为文字、各早期用火遗址的性质、“层累说”与“走出疑古”的分歧、蚌塑图案含义、良渚水利系统年代与功能、“炎黄子孙”提法的形成时间),已在正文相应位置标注。
字

贾湖刻符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一些龟甲、骨器、石器上刻有符号,年代距今约八千年。它们是不是文字,学界至今没有共识——多数意见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某种记事符号,与汉字的关系尚难确定。但这个“不能确定”本身就是重要的信息:在文字成体系之前很久,人已经开始在东西上留下刻痕,并且希望那些刻痕能替自己记住什么。(线上现行版本此处作“刻符与陶文”,保留并具体化)

物

良渚玉琮王

反山十二号墓出土,重约六点五公斤,四面直槽琢神人兽面纹,细部线宽不足一毫米。它的意义在于:在尚无金属工具、尚无成体系文字的年代,社会已经能够动员大量工时去完成一件没有任何实用功能的器物。礼制比文字更早成为一种语言。(线上现行版本此处作“火与耒”,本稿建议改为这条,理由见文末对照)

事

炎黄合族

阪泉、涿鹿之后,传说中的诸部推黄帝为共同的首领。事情的真实性难以考证,但它留下的叙事模板影响了此后三千年:华夏不是被一个超自然意志指定的,而是由许多人群在一次次冲突与联姻中逐渐合成的一个自称。(保留)

火是人点的,字是人刻的。

引用出处(16 条)
  • 《周易 · 贲卦》——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本朝金句)
  • 《史记 · 五帝本纪》—— 五帝序列;“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择其言尤雅者”
  • 《韩非子 · 五蠹》—— 燧人钻木取火
  • 《淮南子 · 修务训》—— 神农尝百草
  • 《墨子 · 尚贤中》《史记 · 五帝本纪》—— 舜耕历山渔雷泽
  • 《尚书 · 禹贡》《论语 · 泰伯》—— 后世对禹的追述(见下朝《夏》)
  •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 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严文明“重瓣花朵”说
  •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 8000 年)—— 刻符、龟甲、骨笛
  • 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 —— 早期陶片(距今约 2 万—1.8 万年)
  •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 —— 距今约一万年的稻作遗存
  • 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 粟黍窖藏
  • 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遗址 —— 仰韶聚落形态
  •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 —— 蚌塑龙虎图案(性质与含义有讨论)
  • 辽宁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 女神庙、积石冢、玉器
  • 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与水利系统、反山十二号墓玉琮 —— 2019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年代与字形取通行说法;先秦部分学者间存在不同意见,凡有争议处已在文中标明。若发现错漏,欢迎写信至 hello@theseventhrealm.com 指正,核实后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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