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

五千年不曾有神来救，五千年也不曾真正倒下。最后一卷写最近的一百多年：白话文、简化字、扫盲、汉字进入计算机——文明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一次最剧烈的自我改造。而这一次改造的方向，始终只有一个：让更多的人读得懂、写得出。

一、1912 之后：制度换了，话还没换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 月 12 日，宣统帝溥仪退位。两千一百余年的帝制到此结束。

但一个更实际的问题立刻浮了上来：皇帝没有了，可绝大多数人既不识皇帝的诏书，也不识新的公文。当时全国人口中能读会写的比例极低（各家估算不一，普遍认为不足两成）。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更换，而表达的工具不能。此后三十年里，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争论，最后都要落回到一个问题上：中国人用什么话写、用什么字写。

这就是本卷的主线。它不像前十五卷那样以战争与王朝为骨架，而以三件事为骨架：话（白话文）、字（简体与拼音）、器（印刷与计算机）。三件事指向同一个目标——把文字从少数人手里交出去。

二、白话文：三千年最大的一次表达革命

1917 年 1 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同年 2 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把主张推得更远：“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这两篇文章的意义，不在于文学主张，而在于它们把“怎么说”变成了一个公共问题。此前三千年，书面语与口语是两套东西：读书人写文言，普通人说白话，两者之间隔着一道需要十年才能跨过的门槛。胡适的贡献是把这个事实挑明——文言已经成为一种“死的语言”，而一种文明不能靠死的语言来更新自己。

1918 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这是第一篇用白话写成的现代小说；1920 年他的《尝试集》出版，是第一部白话新诗集。1920 年，当时的教育部通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改用语体文。从主张到制度，只用了三年。

这是汉字三千年里最大的一次变化。隶变改变了字的形状，楷书定下了字的骨架，而这一次改变的是字与人的关系：从此识得字的人，就能读懂文章。

三、新文化：不止是文学

白话文只是其中一股。同一时期被提出来的还有几件事，它们的共同点是——把“标准”从古人那里，移到当下的人身上。

民主与科学。 当时被称作“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位“先生”之所以被当成旗帜，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中国缺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制度或武器，而是一种求真的态度与方法。

新式的标点与排版。 传统的句读只有圈点，新式标点（逗号、句号、引号、问号等）在 1920 年前后通行，并开始横排、分段、使用阿拉伯数字与公元纪年。这些看起来是技术细节，实际改变了阅读的速度与逻辑——有了标点，一句话的语气与层次才第一次被写进纸面。

报章与杂志的兴起。 白话报刊大量出现，读者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可以讨论公共话题的群体。一个社会能不能自我更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有没有一个能讨论共同问题的公共空间。

女子教育。 女子学堂与女子师范在此时期陆续设立，1920 年代起大学开始招收女生。这件事的意义不在口号，而在后果：能够读书的母亲，决定了下一代能不能读书。识字率的上升，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个此前完全没有被计入的群体。

新的学科。 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在这一时期建立，中国的知识体系第一次按现代学科的门类重新分科。

四、整理国故：用新方法读旧书

有意思的是，就在批判传统的声浪最高的同时，另一批人在做相反的事——把旧书重新读一遍，而且读得比前人更严格。

胡适提出“整理国故”，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对待传统：不盲从，也不打倒，而是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顾颉刚与《古史辨》。 1926 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时代越晚，传说中的古史系统反而越长、越详细。这一说震动了当时的学界——它第一次把“传说形成的过程”本身当成了研究对象。我们在本卷之前反复写到的那些名字（三皇五帝、禹、汤），在那时第一次被系统地“拆解”了一遍。

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 他在 1925 年前后提出：研究古史须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印证。这句话此后成为中国古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我们在前面各卷里反复引用的考古证据（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都是沿着这条方法被用起来的。

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陈寅恪则主张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在极窄的题目里做出极深的文章。

这一批人的共同点是：他们既不接受盲目的信古，也不接受盲目的疑古。他们问的不是“要不要传统”，而是“我们怎样知道”。

五、地下的材料：考古学的第一个黄金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地下发现以罕见的速度接连出现，它们几乎改写了前面所有卷次的内容。

殷墟。 1928 年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小屯开始发掘，此后出土甲骨十余万片、妇好墓、王陵区与大量青铜器。商朝由此从一个被怀疑的传说王朝，变成了有文字与实物双重证据的信史。王国维此前据甲骨卜辞考定的商王世系，与《史记 · 殷本纪》大体相合——这是“二重证据法”最漂亮的一次验证。

北京人。 1929 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化石（此后这批标本在抗战期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是学术史上的一大遗憾）。它把中国境内的人类活动史推到了数十万年前。

敦煌。 1900 年发现的藏经洞，在此时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遗书、壁画、绢画的研究，催生了“敦煌学”。

敦煌的那一半。 藏经洞发现的写本，在此后数十年里大量流散到海外，分藏于伦敦、巴黎、圣彼得堡、京都等地。这是学术史上长期的遗憾，也构成了敦煌学的一个特殊形态：研究敦煌必须国际合作，因为材料本身已经不在一处。近数十年，各家陆续影印出版、建立数字化图库，研究者终于可以在不旅行的条件下看到绝大部分写本。

简牍与档案。 居延汉简、敦煌汉简陆续出土；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被重新发现并整理（此事当时被称为“八千麻袋”事件）。

这些都是我们前面各卷能写得比一百年前更准确的原因。历史不是被改写了，是被增加了证据。

六、写与印：一个新行业与一批新读者

白话文能立住，靠的不只是几个人的主张，还有一个在此前从未有过的行业。

出版。 商务印书馆（1897 年创办）、中华书局（1912 年创办）、开明书店等新式出版机构在此时期形成规模。它们做教科书、办杂志、出丛书、印辞书：《辞源》1915 年出版，《辞海》1936 年出版；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与“四部丛刊”，一个面向普通读者，一个把古籍影印成可买的本子。当书变成工业品，价格就掉到了普通人够得着的水平。

报刊。 白话期刊与报纸大量出现，副刊、专栏、连载成为固定栏目。长篇小说第一次可以在报刊上连载——这改变了写作的速度，也改变了读者的耐心。

教育。 新式学堂取代科举体系，分科教学、分年级设课本；大学建立分科制度，研究院与学会陆续成立；公共图书馆向市民开放（早期如京师图书馆，1912 年开馆）。

这三件事是同一条链：出版把书变便宜，报刊把读者变多，教育把能读的人变多。而读者一多，写作者的生计就第一次可以靠卖文维持——职业作家的出现，是这一卷里最容易被忽略、却影响最大的变化。

七、白话长成了文学

主张提出之后的二十年里，白话文从工具长成了文学。

鲁迅（1881—1936） 是不该被绕过的一个。《狂人日记》（1918）之后，《阿 Q 正传》（1921）写出一个用“精神胜利”活下去的人，《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与十余本杂文，把这一世纪的病与痛逐条记下。他写的是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民族性——这是他的杂文至今还能读的原因。

此后的一批人各开一路：茅盾写都市与社会的全景（《子夜》1933），老舍写北平的市井与车夫（《骆驼祥子》1936），巴金写旧家庭里的出走（《家》1933），沈从文写湘西的水与人（《边城》1934），曹禺把话剧推到成熟（《雷雨》1934），张爱玲在 1940 年代写出了另一种精确的日常。

他们的共同点不是风格，而是材料：都从身边取。白话文运动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写作者不必再向古人借语言——你身边的人怎么说话，你就可以怎么写。

八、动手的人：工程与科学

同一时期，另一批人在做看不见的事。

詹天佑与京张铁路（1909 年通车）。 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并施工建成的第一条干线铁路；八达岭一带坡度陡，他采用“人”字形线路解决爬坡问题。一条铁路的意义不在铁轨，在于它第一次证明了同一件事中国人可以自己做完。

侯德榜与制碱。 1920 年代，侯德榜主持的碱厂产出优质纯碱，此后又发明联合制碱法（世称“侯氏制碱法”），打破了外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垄断。

茅以升与钱塘江大桥（1937 年建成）。 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双层公路铁路两用桥。

基础科学的建立。 竺可桢开创现代气象与物候观测，李四光开展地质力学研究，此后又有中国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领域作出世界水平的工作。这些学科的建制——大学系科、研究所、学会、期刊——都是在这一时期从无到有搭起来的。

把这一节与前一节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文学与科学在同一代人身上同时起步。它们此前都被认为是古人之学或西人之学，而这一代人做的是同一件事——用现代的方法，处理自己的材料。

九、字：一百年里的四套方案

汉字怎么改，是这一时期持续时间最长、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它牵动的不只是学术，还有几亿人的读写。

第一步，注音。 清末已有切音字运动；1918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后称注音符号），为汉字标注读音提供统一工具。

第二步，罗马字。 1928 年公布“国语罗马字”；此后又有“拉丁化新文字”在 1930 年代推行。这一时期的讨论中，出现过相当激进的主张——有人主张彻底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这一主张未被采纳，但它在当时并非边缘声音，这提醒我们：简化字其实是各种方案中较为温和的一种。

第三步，简化。 1956 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1964 年《简化字总表》编印，1986 年重新发表并作个别调整。简化的来源并不全是新造，大量字形取自历代的草书、俗字与异体字——它是把民间已经用了几百年的写法扶正。

第四步，拼音。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此后成为识字、注音与排序的工具，1982 年被国际标准化组织确认为国际标准。拼音不是文字，它是梯子——用它识字，识完字就离开它。这个定位让汉字与拼音在此后长期并存。

扫盲。 与简化字同步展开的，是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与普及教育。数十年间，识字率由不足两成升至九成以上（具体口径与数字各家统计略有出入）。这是中国文字史上，读者人数增长最快的一段。前十五卷里所有的书，在那时都是为极少数人写的；从这一卷开始，读者变成了所有人。

关于简化字的评价，至今仍有不同意见：肯定者强调它降低了识字门槛，批评者指出它造成了繁简之间的阅读隔阂与部分字形的理据损失。两种意见都有道理，本卷只陈述事实与分歧，不代为裁定。

十、战火里的书与人：1931—1949

前面九节讲的，都是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慢慢推进的事。而 1931 年之后，同一批事是在战火里做的。

学校内迁。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高等院校大批内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1938），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坚持办学；此外还有众多院校迁往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大学没有停办，只是换了个地方办——这是战时教育史中最实在的一条记录。

出版未断。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辗转后方，继续出教科书、辞书与古籍。纸张、油墨、运输样样短缺，出书的速度慢了，但没有停。在最困难的年代里，一套课本的价值不亚于一批枪械。

文物南迁。 1933 年起，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分批南迁，此后在战火中又辗转西迁，分藏多处，抗战期间历经长途转运而大体完好无损。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迁移。把它与上一节的考古发现放在一起看，会明白一件事：这一代人既在挖出地下的旧物，也在护住地上的旧物——他们很清楚自己守的是什么。

文字工作在战时继续。 扫盲在这一时期继续推进；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曾在部分地区推行，与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并行——这是前一节那四套方案里最贴近底层的一次试验。在一个多数人还写不出自己名字的国度里，能先解决识字的方案，总是最有力的方案。

1945 年抗战胜利，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年通常被作为这一卷的终点。至于为什么停在这里——不是因为此后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此后发生的事离今天太近，还不到能写成通史的时候。给一件事留出距离，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十一、汉字与机器：一次差点发生的失败

20 世纪中期，汉字遇到了它三千年里最严重的一次生存危机。

问题很直接：电子计算机与打字机是为拼音文字设计的。一个由二十六个字母组成的文字，可以放进一个键盘；而汉字的常用字就有数千。当时有一种相当普遍的预料：汉字进不了信息时代，中国将不得不改用拼音文字。

结果是没有改，因为几件事依次做成了：

编码。 1980 年，《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 基本集》（GB 2312）发布，收录汉字六千七百余个，此后又有扩展与国际统一的字符编码标准（1990 年代起逐步通行）。这一步解决的是“字怎么存”——给每个字一个号码。

输入。 1978 年后，各种汉字输入方案陆续出现：按形拆字（如 1983 年问世的五笔字型）、按音输入（拼音输入法，后因词库与整句输入技术成熟而普及）。这一步解决的是“字怎么打”——汉字的形状反而成了可以拆解、可以编码的优势。

输出与排版。 1974 年，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748 工程”）立项；王选主持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1979 年输出原理性样机，1980 年代中期投入实用，使中文印刷告别铅字。此后字库、字体渲染、排版软件一路演进。

这三步合起来，是一次很典型的“工具先行”：先给字编号，再让人能打出来，最后让机器能排出来。汉字没有在计算机时代被淘汰——它在键盘上活了下来，而且比很多人预料的活得更好。

十二、这一卷为什么叫“觉醒”

回到本卷的名字。

1912 年之后，最关键的变化不是政权，而是人：读书的人变多了，写文章的人变多了，能参与讨论的人变多了。白话让文章能被读懂，简化与扫盲让字能被识得，编码与输入法让汉字能在机器上跑。这三件事不是三次技术升级，是同一件事的三次推进——把表达的工具交给所有人。

而“觉醒”二字的含义，也应当被说得朴素一些，并且要看到它的另一半：这个过程从来不是一条直线，主张被人反对过，方法被人推翻过，很多人付出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他们想要的结果。

承认这一点，才谈得上把这一段写成历史而不是写成赞歌。它不是一个民族忽然睁开眼睛，而是很多人一个一个地睁开了眼睛。胡适写了一篇文章，鲁迅写了一篇小说，顾颉刚查了一遍古书，裴文中挖出一块骨头，一个工程师给六千个字编了号——每一件事都不宏大，加在一起就是一次觉醒。

这与前面十五卷的口径是一致的：五千年里没有神来救过谁，也没有谁天生就该被矮化。问天的是人，记事的也是人，改字的还是人。

这一卷与前十五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前面的每一朝，都可以用一个结局收尾——某城被攻破，某个皇帝退位；而这一卷没有结局，因为它还在进行中。

我们能说的只有已经发生的那一半：在最近这一百多年里，中国完成了三千年里最剧烈的一次自我改造，而改造的方向始终是让人更容易读、更容易写、更容易被听见。从文言到白话，从繁体到简体，从手写到铅字，从铅字到屏幕——每一次变化，都让文字离更多人更近一步。

至于鲁迅那句“只是向上走”——它说的不是方向，是姿态。冷气是一直会有的，向上走是每天都要重新决定一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