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

五十三年（907—960），中原换了五个王朝、八姓十四帝（此处依《新五代史》的算法，各家对“帝”的计数不同）。城头变幻大王旗——皇帝平均在位不足四年，纸上却是雕版印刷的墨香——武人打得越凶，文人刻得越多。这一朝在政治上几乎无解：五十三年里没有一代人能够完成哪怕一次完整的制度建设，但它把两样东西留下了：一样是“军人可以决定谁来当皇帝”这个被后来者反复设法堵住的漏洞；一样是在南方相对安定的小国里，把书籍、绘画与词推向成熟的文化空间。

一、五十年：五种姓

907 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国号梁，史称后梁，都开封。此后依次：

923 年李存勖（沙陀人，李克用之子）灭后梁，建后唐，自认为是唐朝的继承者；（沙陀人，自认唐朝继承者）；936 年石敬瑭借契丹兵灭后唐，建后晋；947 年契丹灭后晋，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后汉（次年改国号汉）；951 年郭威灭后汉建后周。四个王朝加上后梁，共五，历时五十三年。

这五次更替几乎没有一次是完整的：中间还夹着 926 年后唐邺都兵变、936 年前的多次内乱、947 年契丹入开封后北撤、950 年后的各地割据。皇帝的寿命普遍不长，被部下拥立又或被部下杀掉，是常态。

真正值得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么频繁。原因可以归到一件事上：唐末以来，兵权在节度使手里，而节度使的兵权来自他自己招募与供养的亲军。当一支军队的忠诚对象是发饷的人而不是朝廷，“谁能让士兵得到更多”就成了唯一的政治规则。后唐庄宗死于兵变，后晋出帝被部下出卖，后汉隐帝死于乱兵——每一次换代的直接执行者都是军人。

这与欧洲中世纪的情形完全不同：中国的皇帝在理论上仍是唯一的最高权威，问题只在于谁能拿到它。于是所有人的努力都指向夺取这个位置，而不是设计一种不需要这个位置的制度。

二、士兵的忠诚归谁

这里要补一个具体的机制。唐末以来，节度使的军队是他的私兵：招募由他进行，粮饷由他在辖区内筹措，军官由他提拔。这样的军队只对发饷的人负责，朝廷与之之间没有直接的供给关系。

由此产生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禁军将领在京城拥立新帝，然后率军回防；而每一次拥立的价码，都是许给士兵的赏赐。后唐明宗李嗣源是被邺都兵变的士兵推上去的；后周太祖郭威是被澶州兵变的士兵“裂黄旗以被帝体”（《旧五代史》记）而立的；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是这个模式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

三次兵变，同一套流程。这正说明它不是某一个人的阴谋，而是一种结构：当军队的忠诚可以直接兑换为赏赐时，皇位就成了一件可以被竞价的商品。宋朝立国之后立即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杯酒释兵权、以文臣知州、设转运使掌财赋、把精锐编入中央禁军——这些措施看起来各不相干，实则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一笔四百年的账

三、燕云十六州：一笔四百年的账

936 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反后唐，向契丹求援。条件是：割让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即今北京、天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一带），并自称“儿皇帝”，称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

这笔交易的结果：938 年十六州正式交割。此后，华北平原的北部门户洞开——长城一线的险要全部落入北方政权之手，中原再无天然防线可用。

它的影响持续了很久。北宋立国之后念念不忘收复幽蓟：979 年高梁河之战、986 年雍熙北伐，都未能成功；1004 年澶渊之盟后，宋用岁币换取和平，而燕云之地直到元代才重新纳入同一个政权之下（前后相隔约四百年）。

对这笔交易的评价历来一致地严厉。但值得多说一句的是它的结构原因：石敬瑭并不是第一个借外族兵力的人——唐借回纥兵平定安史之乱，此后各朝都有借用外援的先例。区别不在借兵，而在把土地一次性割走。借兵可以还，割地不能还。

四、南方：当北方在换旗的时候，南方在做什么

北方五朝更替的同时，南方存在过十余个割据政权（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即“十国”）。

它们之中最值得讲的是两件事。

其一，相对安定带来了经济的继续发展。吴越钱氏在杭州一带修筑海塘、疏浚西湖，保境安民，直到 978 年才纳土归宋；前后蜀、南唐境内的丝织、制茶、造纸、印刷都有可观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南方化，在这一时期又推进了一大步：此后北宋的财赋重心在东南，根源就在这一段相对安定所带来的积累。

其二，文化在南方得到了一个喘息的空间。南唐先后有中主李璟（Lǐjǐng）、后主李煜两位能写词的君主；西蜀有《花间集》（后蜀赵崇祚编，收录十八家词五百首，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绘画方面，南唐有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与巨然的江南山水，西蜀有黄筌的花鸟。中国绘画史上第一次出现明确的地域风格分野，就在这几十年里。

关于《韩熙载夜宴图》，需要说清楚它的性质（此画今藏故宫博物院，学界对其年代与摹本问题仍有讨论）：传为顾闳中奉后主之命潜入韩熙载府第、目识心记所作，是一份图像化的“考察报告”（此说出自《宣和画谱》等，学界对成画年代与作者仍有讨论）。无论它是否真的出自目识心记，它作为一幅画所透露的信息量都惊人：家具、乐器、服饰、器物、侍从的位置，全都被画得非常具体。当一个政权对一位大臣的私生活如此上心时，通常意味着两件事已经同时发生了——猜忌，以及无力。

五、刻书：武人打天下，文人刻版子

这一朝在技术史上有一样东西要单独讲：官刻与私刻的雕版印书开始成规模。

在此之前，雕版印刷已经在唐代出现（现存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 868 年的《金刚经》卷子），但多用于佛经与历书等特定品类。五代时期出现的变化是：

932 年，后唐宰相冯道奏请依《石经》文字刻印《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周礼》《礼记》），由国子监主持，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至 953 年完成，历时二十余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组织刊刻儒家经典。

与此同时，私人刻书也开始出现，蜀地成为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后世所谓“蜀本”的传统由此而起。

这件事的意义要讲清楚：经典一旦可以被同版印刷成千上万份，“谁拥有正确的文本”就不再是一个由抄写者决定的问题。它既带来了标准的统一，也削弱了过去那种依靠垄断抄本来维持的权威。

冯道本人值得一提：他历仕四朝十帝，居相位二十余年，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骂他“无廉耻”，司马光更称其为“奸臣之尤”。但也有另一种看法（如《旧五代史》相对持平的记述，以及后世一些史家的重评）认为他在乱世中维持了行政的延续，并且做成了刻经这件实事。一个人的历史名声，取决于后来评价者用的是哪一把尺子。这一朝的人尤其经不起只用一把尺子量。

顺带说一句关于南方的技术积累：这一时期南方诸国的瓷器也进入了成熟期。越窑的秘色瓷、此后声名大起的柴窑（传世品与窑址至今未有定论，此名主要见于后世文献）、长沙窑的外销瓷，都属于这一时期的产物。瓷器的兴盛与刻书一样，都发生在政治最不稳定的年代——工艺的连续性从来不依赖政治的连续性。

：为统一做准备的五年

六、后周：为统一做准备的五年

951 年郭威建后周。954 年柴荣（郭威养子）即位，是为周世宗。

他在位的五年多（954—959）做的事，可以概括为三件：

整军。 954 年高平之战，初战不利，他亲自督战，斩临阵退缩者，战后大力整顿禁军，裁汰老弱，精选骁勇，建立起一支直接听命于中央的精锐。

理财与均赋。 均定田赋，废除了此前寺院与豪强享有的部分免税特权；955 年下诏限制佛教寺院，毁铜佛像以铸钱（此事的规模与影响各家记载不一，但“钱荒”确是当时的一大问题）。

用人与开边。 任用王朴等文臣谋划，西取后蜀四州，南摧南唐江北十四州，北攻契丹、收复三关（959 年）。

他的规划写得很清楚——王朴《平边策》提出“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次第。959 年他病死于北伐途中，年三十九。次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拥立。

所以 960 年那次兵变并不是一次凭空的军事冒险：它是在一支已经整顿好的禁军、一份已经算清楚的赋税账、一套已经排好次序的统一方略之上发生的。柴荣的名字在后世远不如赵匡胤响亮，但宋能够统一，一多半的底子是他打下的。

七、一个被反复复制的模板

顺带把这件小事讲清楚：960 年正月初，传闻契丹与北汉南下，赵匡胤率军出开封，夜宿陈桥驿；次日黎明，将士以黄袍加其身，拥之还京，后周恭帝禅位。整个过程几乎是流血最少的改朝换代之一（有记载称此过程中唯一被杀的是试图抵抗的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

这件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精彩，而是因为它把此前的模式复制到了最后一次：军人的拥立从此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一个必须被解决的问题。宋太祖此后的全部制度设计，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次兵变的反应。

961 年李煜即位，其时尚称南唐国主；971 年去国号改称江南国主；975 年宋军克金陵，他出降，被俘至汴京，978 年去世（死因有争议，宋人笔记称其被赐牵机药而死，此说缺乏正史确证）。

词的成熟发生在这个亡国的过程中。

此前，词主要是歌筵酒席间的配唱文本，《花间集》所收的作品多为绮罗香泽之词。李煜前期的作品也在这个范围里。变故发生在他被俘之后：《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一个失去国家的人，把词从宴席上的装饰品改造成了一种可以承载全部人生重量的文体。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这句话常被引用，它指出的正是这件事：文体的升级，往往不是由技巧推动的，而是由一个人的处境推动的。

顺便说一句：南唐的灭亡也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反例。这个政权在文化上达到了当时的顶点——它的词、画、书法、藏书都堪称一流——却在军事上毫无办法。文化高度与国家能力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的换算关系。

还有一处值得记的是吴越。钱镠（Qiánliú）立国于杭州，历代钱氏君主都奉行“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的路线，不称帝、不扩张，专注水利与农桑，修捍海塘以御潮患。978 年钱俶（Qiánchù）纳土归宋，江南最富庶的一块地方因此在战火之外完整地过渡到新朝。在一个所有人都在争皇帝的年代，有人选了不争，并且把地方治理得很好——这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政治能力。

这五十三年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在技术上却是高效的。

它证明了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如果没有制度来支撑，那么它与军队之间就只隔着一次拥立的距离——唐、五代的经验都被宋人看在眼里，于是宋代把“兵权归中央”当成第一要务——这个漏洞，宋代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以“杯酒释兵权”和重文抑武的一整套设计来堵。

第二件是：即便在最混乱的年代，书籍仍然在被刊刻，文字仍然在被整理，绘画仍然在被画出来，而词也正在一个俘虏的手里长成新的样子。武人只决定谁坐那把椅子，而文字的走向从不由武人决定。大王旗换了十几回，刻在版子上的字没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