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唐二百八十九年，是中国最容易被误读的一朝：它太亮，亮到人们谈起它时总先想到诗。但诗背后是一整套硬的东西——一块被重新丈量过的土地、一套能写在纸上的律、一座容得下几十种语言同住的城、一条把行人磨出血泡的取经路。这个朝代最值得记住的地方在于：它的黄金时代没有建立在任何神迹上，而是建立在一批具体的制度与一批具体的脚程之上。

一、从隋的骨头上长出来

大业年间天下已乱，隋的骨架还在，血肉已经散了。

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太原留守李渊起兵。传统的记载是：他的次子李世民与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监裴寂密谋推动，父亲犹豫再三才下定决心——这个叙事见于《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而这三部书成书时，李世民早已被确立为一代明君的范本，因此现代史家多认为其中对李世民主导作用的描写有后世美化的成分（陈寅恪等均有讨论）。本文取一个稳妥的说法：太原的决策是一次家族与幕僚集体的赌博，功劳不专属某一个人。

起兵之后是快速而密集的统一战争。十一月李渊入长安，立代王侑为帝（隋恭帝），自为大丞相；618 年三月江都之变，炀帝被弑；五月李渊受禅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仍都长安。

接下来六年，几乎是一年一场决战：武德元年（618）浅水原之战击灭西秦薛仁杲；三年（620）柏壁之战大破刘武周、宋金刚，降将尉迟敬德自此入李世民幕府；四年（621）虎牢一战，同时解决了两家：李世民围洛阳的王世充，窦建德自河北来救，唐军据虎牢之险，一战擒窦，洛阳随之出降。这一仗把最可能分裂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提前结束了，是唐初军事最精彩的一笔。此后江南的辅公祏（Fǔgōngshí）、河北的刘黑闼相继平定，至武德七年（624），天下基本归一。

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玄武门。

李世民伏兵于临湖殿，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随后高祖立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传位，次年改元贞观。关于这一天的前因后果，《旧唐书》《新唐书》皆本于《太宗实录》，而《实录》是贞观史臣奉诏所修——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到的玄武门叙事，是被胜利者审阅过的文本。这不等于它全是假的，只是提醒读史的人：这场政变的每一个细节都应当留三分。

贞观之治的真正内容，其实比它的名声朴素。

贞观初年，李世民身边是两套人：一套是关陇军事贵族出身的老臣（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李靖），一套是愿意当面反对他的人（魏徵、王珪(Wángguī)、马周）。魏徵一人先后上疏二百余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他对太宗说的话。《贞观政要》里那句常被引用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出自唐代中期吴兢所编的《贞观政要》，成书去贞观已近百年，是追述而非实录，引用时值得注明。

贞观四年（630），唐军击溃东突厥，俘颉利可汗，献俘于长安。此后西北诸蕃君长共奉太宗“天可汗”之号（事见《通典》《资治通鉴》）。这个称号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可以同时被汉文和突厥文念出来的头衔，一套面对不同族群的不同话术。

同书还记了一项常被用作治世证据的数字：“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这个数字应当谨慎看待——古代户口统计与司法统计都存在漏记与修饰，把它当作一种努力方向的表达，比当作精确数据更合适。

二、制度的骨架

唐不是靠个人能力撑起来的。它一开工就接过了隋留下的三样东西：均田、府兵、科举的雏形，然后把它们做成了可运行的技术。

土地与赋税。 唐承隋制推行均田：丁男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传子孙），八十亩为口分田（身死还官）；老男、寡妻妾、工商业者各有等差。与此同时配套的租庸调：每丁岁输粟二石，是为“租”；随乡土所出输绢绫絁（shī）各二丈等，是为“调”；每年服役二十日，闰年加二日，事加十五日者可免调、加三十日者租调皆免，是为“庸”。这套设计的关键在于“庸”——服役可以用实物折抵，等于给劳役标了一个价。

必须说明的是：纸上每年是否真的授足百亩，是另一回事。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户籍与受田文书显示，欠授是普遍现象，许多丁男实受之田远少于法定数额。制度写在律令里，现实写在沙州的残纸上——这两种材料合起来才是唐代经济的真实面貌。

兵。 府兵制源自西魏北周，唐把它整理成遍布全国的折冲府体系：农民受田即为兵，农隙讲武，番上时赴京师宿卫或出征，自备弓矢衣粮。它的优点是便宜——国家不必常年供养一支大军；它的前提是能授得起田。当土地兼并吃掉可供授田的土地时，它的根基也就松了，这是开元天宝年间募兵代兴的经济原因。

法。 武德七年颁《武德律》，贞观十一年（637）定《贞观律》，至高宗永徽年间由长孙无忌等奉诏撰《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这就是《唐律疏议》。它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成文法典，也是此后宋元明清乃至日本、朝鲜、越南立法的母本。它的体例十二篇五百条，每条之下有“疏议”解释立法理由与适用边界——把裁判逻辑写进法律正文，是它的首创之处。

取士。 唐代科举分科繁多，以明经、进士两科为重。明经考帖经与经义，偏记忆；进士考帖经、杂文（诗赋）与策问，重才情与见识。进士每年及第者不过二三十人，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这里有一个被常常忽视的后果：因为进士科要考诗赋，写诗从此不再是消遣，而是一种刚性的职业资格要求。唐诗的繁荣有一半是制度养出来的——这恐怕是历代最划算的一次文化投资。

三、武则天：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

讲唐，必须把一整节留给武则天（624—705）。因为占用半个唐朝中枢政治的女性，史书上只有她一个。

她的起点很低：荆州都督武士彟（Wǔshìyuē）之女，贞观十一年（637）前后入宫为太宗才人，赐号武媚。太宗崩后，依制入长安感业寺为尼（此举见于《旧唐书》《新唐书》，后世也有讨论其是否真的削发）。高宗李治即位后复召入宫，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王皇后与萧淑妃旋废并被赐死——《通鉴》所记“骨醉”一段情节，有明显的传闻色彩，不宜当作实录。

真正让她走到权力中心的，是一串谨慎的步骤。显庆五年（660）之后，高宗苦于风疾，百司奏事多由天后裁决，二人并称“二圣”；上元元年（674）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弘道元年（683）高宗崩，中宗李显即位，五十五天即被废；睿宗李旦即位，居别殿，政事决于太后。光宅元年（684）徐敬业在扬州起兵，骆宾王写下那篇著名的檄文——“一抔（póu）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檄到最后一句还在劝：“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两个月兵败。

天授元年（690）九月，她六十七岁，正式称帝，改国号周，改元天授，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在位十五年。

关于这十五年，历来有两套写法。传统史家（《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集中于她的手段：杀亲子、杀宗室、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纵撰自此成为污点符号（今传《罗织经》旧题来俊臣所撰，其真伪学界尚存疑问）。而现代史学则更关注她的结构与效果：她把魏晋以来的关陇军事贵族与山东士族从政务核心里替换出去，抬举明经进士出身的中下层文士；她主持修《姓氏录》，把姓第高低改由当朝官品决定；上元元年（674）她所上“建言十二事”，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薄赋徭”。郭沫若为她翻过案，陈寅恪则从关陇集团的兴衰解释她的用人之变——评价至今没有统一，也不必统一。

她留给人的最后一件物事，是立在乾陵朱雀门外的一通《无字碑》，与记述高宗功德的《述圣纪碑》相对。碑身空白的原因，正史没有交代，“功过留与后人评说”是后世流传的解释，属于传说而非史料，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崔玄暐（Cuīxuánwěi）等率左右羽林兵入宫，诛张易之、张昌宗，逼武则天退位，中宗复位，复国号唐。同年十一月她去世，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与高宗合葬乾陵。

她是中国帝制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这句话每一次讲，都值得停一下：它证明的那样东西——位置从来不是天生的，连最高那个位置也不是——正是本卷反复在讲的事。

四、长安：一座可以走进去的城市

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的，规划者是隋代的宇文恺。外郭城东西约九千七百米，南北约八千六百米，面积约八十四平方公里，是同时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宫城、皇城居北，百余个里坊棋盘般排开，东西两市各有二百二十余行，是全城的商业与手工业中心。

城里住着多少人，学界至今没有定论，常见的估计从五十万到百万都有。这个差别来源不只是史料，还有“是否把驻军、流动人口、不入籍者算进去”的不同算法——把它当作一个量级而不是一个数字，更可靠。

真正让长安成为长安的，是它容纳差异的能力。

鸿胪寺与典客署接待四方使节，四方馆安置各国人员。日本前后派出遣唐使十余次（任命次数与成行、抵达次数的算法不同，学界说法在十余次到十九次之间），把律令条文、汉字文本、佛寺样式与城市规划一并带了回去。新罗人在长安设有新罗馆与新罗所，朝鲜半岛来的留学生中有人参加唐的科举——崔致远十二岁入唐，十八岁宾贡科及第，在唐任官十余年后归国，留下《桂苑笔耕集》。其中最动人的个案是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开元五年（717）随使团来长安，入学太学，中进士，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官至秘书监（从三品）；天宝十二载（753）请归国，船遇风暴漂至安南，一时消息断绝，李白写下《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他辗转重返长安，终老于唐。值得注意的是写下这首悼亡诗的人：李白把“明月不归沉碧海”的比喻，给了一个在风暴里失联的日本官员。

宗教同样如此。贞观九年（635），叙利亚东方教会传教士阿罗本抵达长安，太宗命于义宁坊建大秦寺，这就是唐代所谓“景教”；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天启年间在西安出土，至今仍存。祆教随粟特商队东来，摩尼教于延载元年（694）由拂多诞携经入朝；大食商人沿海上航路留居广州、扬州。这些问题上的“宽容”需要说清楚：它是有条件的开放，不是现代的平等多元。会昌五年（845）武宗灭佛，据《唐会要》《资治通鉴》记载，毁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田数千万顷，同时波及祆、摩尼、景三教。宗教的存在取决于国家的态度和资源算计——会昌五年那道禁令，和长安对异教的容忍一样真实。

五、玄奘：一个走回来的人

玄奘（602—664，生年另有 600 年一说）俗姓陈，名祎（yī），洛州缑氏人，十三岁出家。他解决的问题听起来很朴素：佛经传译本彼此矛盾，教义解释纷乱，要去源头看一趟。

他出发的时间至今有两说：贞观元年（627）或贞观三年（629），学界未定。可以确定的是他出发的方式是违法的——唐初国禁未开，不得擅度葱岭，他三上表请准都不获允，最终混在饥民中偷出玉门关，沿途五烽的校尉按律当射而止。

出玉门后是莫贺延碛，八百里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他在书中记那段路“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失手打翻水囊后曾欲东归，走了一段又勒马西行——这段“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的独白，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他的弟子慧立所记，带有弟子的崇敬，但与他的行迹无矛盾。

至高昌，国王麴文泰强留不得，最后约为兄弟，资助他西行所需的人力与财物。此后经中亚诸国南入印度，在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受学多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为他设十八日无遮大会，据说无人能难倒他。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他回到长安，带回经论六百余部（一般记作六百五十七部）。此后的十九年，他在长安的弘福寺、慈恩寺主持译场，译成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余卷（《开元释教录》等所记，具体数字各书略有出入）。

这里值得停下来看一眼“译场”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人躲在房里翻书。译经时分设译主、证义、证文、书手、笔受、缀文、润文等职，有分工、有复核、有讨论，还有朝廷供给的经费与纸墨。把复杂的智力工作组织成一个流程，是唐最擅长的事。玄奘的路是独行走出来的，译场是集体的——这一朝的技术能力，一半在这两件事的对比里。

他还留下了《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口述、辩机缀文，记录亲历一百一十国、传闻二十八国的地理、物产、风俗、宗教。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家，凭着这本书按图索骥找到了那烂陀寺与王舍城的遗址。一个唐代和尚的旅行笔记，在一千二百年后成了别人的发掘坐标。

至于他被后世写成《西游记》里的那个动辄惊慌、需要徒弟保护的唐僧形象，那是小说的误会。真实的玄奘做过的一件事足够说明他：他不是被神接走的，是一步一步走过去的。

六、诗与纸：当句子第一次可以批量复制

《全唐诗》九百卷，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它是清康熙年间彭定求等人编的一部总集，不是唐人的自选——这个前提要说清楚，因为它意味着真实存在的唐诗比这四万八千首还多，只是大部分没能传下来。

促成唐诗密度的第一层原因是制度性的：进士科要考诗赋，写诗直接关联仕进。第二层是社会的：诗在唐代是真正的日常工具——送别、酬答、干谒、应制、题壁、赠妓、悼亡，甚至吵架。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记过一件事，说自长安至江西三四千里路之间，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常有题写他诗作的地方。诗句的传播在那时就已经是一种自发的基础设施。

第三层是技术的：唐人把书写这件事做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写经成为专门的职业（敦煌所出大量文书中的“写经体”就是证据），纸张在唐代已经分出产地与等级（益州的麻纸、宣州一带的纸品被广泛使用），笔亦有笔工之专名（宣州诸葛氏）。这是工匠层面的准备工作。

而最重要的技术拐点发生在纸之外。捺印（把佛像、陀罗尼按印在纸上）在唐初已普遍使用；大约在七世纪后期到八世纪，雕版印刷出现并逐步成熟。咸通九年（868）刊印的《金刚经》卷子，是目前所见世界上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印刷品：七张纸粘接的卷子，卷首是一幅说法图，卷末刻“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Wángjiè）为二亲敬造普施”。它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为斯坦因带往伦敦，现藏大英图书馆。

这件东西的意义不在经文本身，而在它的性质：它是按同一个样子做出来的第一百件事之一。从这一天起，知识不再依赖一个人慢慢抄写，它已经可以被复制——准确地说，可以被批量复制到连抄写者自己都数不清的数量。印刷术给文明带来的第一份礼物，不是知识变多，而是同一份知识能同时存在于很多双手上。

七、渔阳鼙鼓与后半程

天宝元年（742），唐在缘边设立十节度使、经略使，据《资治通鉴》所记，边镇兵力约四十九万，而中央所能调动的宿卫兵力远少于此（各家推算不一，此处只取其比例关系）。这个格局的形成有其合理性：府兵崩坏后必须用募兵，而募兵驻边必须有长期指挥权的将领。但它同时把一支大军和它的后勤、财赋、人事权一起放在了同一个人手里。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于范阳起兵，以“奉密诏讨杨国忠”为名南下。半年多后潼关失守，次年六月长安陷落，玄宗奔蜀，行至马嵬坡（756 年七月），随行禁军哗变，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赐死。太子李亨北上灵武即位，是为肃宗。

这场叛乱持续了八年。宝应二年（763），安史余部史朝义自缢，乱事结束，但代价是结构性的：参与平叛的将领就地成为节度使，魏博田承嗣、成德李宝臣、幽州李怀仙等“河朔三镇”自署官吏、自收赋税、父死子继，中央只保留追认之权。唐从此是一个以承认割据换取名义统一的朝廷。

常被引用的一组数字：天宝十四载（755）户约八百九十一万，至广德二年（764）仅余约二百九十三万。这组对比常被解释为人口锐减，但学界提醒它包含大量因战乱脱籍、因藩镇不报而消失的户口，不宜直接当作死亡数字——它是国家控制能力的塌缩，而不完全是人口的塌缩。

此后一百四十年，唐并非毫无作为，它一直在修补。

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量出以制入，不分土户客户、不论丁男中男，按资产定税，分夏秋两次征收，租庸调自此退出。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分界线——从此税的对象从“人”转向“资产”，这个原则一直用到明代的一条鞭法之前。

元和年间（806—820）宪宗用兵，收服西川，元和十二年（817）雪夜入蔡州平淮西吴元济，一时诸镇听命，史称元和中兴。但这是依赖皇帝个人意志的窗口期，宪宗一死，局势随即回摆。

更难处理的是宫中的问题。唐后期宦官掌枢密与神策军，甘露之变（835）是分水岭：文宗与李训、郑注谋诛宦官，计划败露，仇士良反杀朝臣，自此“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南衙几无还手之力。同时还有牛僧孺、李德裕两党持续四十余年的党争（其起点一般追溯至元和三年对策案）。

真正把屋顶掀掉的是乾符二年（875）黄巢起兵。广明元年（880）十一月黄巢入长安，建国号大齐；中和三年（883）唐军收复长安，次年黄巢败死于泰山狼虎谷（《旧唐书》《新唐书》记其为其甥林言所杀或自刎，说法不一）。此时唐的骨架已经散了：各地节度使各自称王，最强势的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天祐（Tiānyòu）二年（905），朱温于滑州白马驿诛杀唐大臣三十余人并投尸黄河；天祐四年（907）四月，哀帝禅位，朱温建国号梁。唐亡。

唐的长处在它的开放与它的手艺：能让一个日本人做到三品官，能让一个偷渡出境的和尚成为国家译场的主持者，能让一句诗顺着驿路贴在别人的客舍墙上，也能让同一份经卷在同一年印出许多份。

它的短处同样清楚：把边疆的军权、财权、行政权一起交给一个人，是必然会在某一代崩掉的安排；而当中央把“承认割据”当作维持秩序的手段时，秩序本身已经换了性质。

公元九世纪的最后一批唐人不会知道自己正在收尾。他们仍然写诗，仍然刻碑，仍然把经卷印出来施给路人。唐诗里那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常被当成对一个时代的判词，但它原本只是一个人在一个傍晚登原所见的实景。五千年里没有一个时代是被神诊断出晚期的，它们的结局都藏在当时人看不见的具体选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