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

三百年的乱世，也是三百年的交融。北方政权更迭不休，南方衣冠南渡；既有战争，也有通婚、改姓与改制。中国的人口、血脉与文化格局，在这三百年里被彻底改排了一遍。这是一个政治上最不堪的时代，却也是书法、文学批评、田园诗、农书、圆周率与石窟同时出现的时代——文明没有断，它只是换了个方向流。

一、很短的统一与很长的分裂

公元 265 年司马炎代魏建晋，280 年灭吴统一，此后仅十一年。

统一为什么这么短？原因并不神秘。司马氏取得权力的过程，从头到尾靠的是权术与清洗，而不是某种被普遍承认的功业；这使它很难换来真正的敬意。太康年间短暂的太平之后，290 年武帝死，惠帝即位。这位皇帝的那句“何不食肉糜”是否属实虽有讨论，但它作为符号之所以流传，是因为它精确地指向了一个问题：一个对社会运转毫无概念的人坐在了最高位置上。

随后十六年的八王之乱（291—306），司马氏诸王互相攻杀，中央军力消耗殆尽。304 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同年氐人李雄入成都，北方的秩序彻底解体。311 年洛阳陷落，怀帝被俘（史称永嘉之乱）；316 年长安陷落，愍帝出降，西晋亡。

317 年司马睿在建康即晋王位，次年称帝，东晋开始。此后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南方先后有东晋、宋、齐、梁、陈。公元 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534 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此后北齐北周相继。577 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 年杨坚代周建隋，589 年隋灭陈。三百年分裂结束。

二、衣冠南渡：一次大搬家

人口在这三百年里做的是同一件事：向南移动。

这次迁徙不是一次性的。从东汉末年起已有北方人口南迁，到永嘉之乱前后形成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一次：宗室、世族、官僚、学者、工匠、农夫，成建制地举族迁移。当时的记载形容这是“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 · 王导传》），虽是概数，也足以说明规模。东晋在建康安置北方侨姓的方式，是在南方划定侨州侨郡，仍用北方地名命名（南徐州、南琅琊等），并允许侨人士族暂时保留原有籍贯。

这件事的代价与收益都很大。

代价在于：大量人口脱离原来的土地关系成为流民，南方原有的土地所有形态被外来者挤压，土著与侨人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同时大量人口不入户籍，国家的赋役基础越来越薄。

收益在于：长江流域被真正开发起来。南方原本有很多低洼积水的土地，北来的劳动力加上以陂塘水利为代表的技术，把大批土地变成了水田。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这件大事，起点就在这里。 此后每当中原再乱，这条路线就会被重复一次：唐末、北宋末都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有一条看不见的轨道，它的枕木是三百年前这一代人铺的。此后一千多年，江南的税赋与粮食逐渐成了整个帝国最不能缺的部分。

还有一层收益常被忘掉：士人南迁，把书籍、学术与精致的生活方式一起带了过去。王羲之、谢安所处的那个兰亭雅集的世界，正是这种迁移所带来的产物——一群北来的大族子弟，在会稽山阴的溪水边坐下，饮酒赋诗。最精致的文化，常常长在逃难者的临时居所里。

三、玄学与清谈：一次畸形的智力活动

东晋南朝的士人圈子里流行清谈。手持麈尾，谈论《老子》《庄子》《周易》，讲究言辞的简远与意趣的超越。王衍身居高位而终日清谈，后被石勒所杀，临死叹：“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 · 王衍传》）——这句话是当事人自己说的，其分量超过后人的批评。

清谈常被讥为清谈误国，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的：当一种智力活动的评价标准变成“说得好不好”，它与现实责任的脱钩就是必然的。

但也要承认它的另一面：它使抽象的思辨第一次成为士阶层的核心能力，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哲学、书法与文学批评的语言。中国思想史上一些最锋利的概念，就在这批人的对话里被磨了出来。

：一次挡得住百万人的战例

四、淝水：一次挡得住百万人的战例

公元 357 年苻坚即前秦帝位，任用汉人王猛为相。此后的十几年里，前秦灭前燕、前凉、代国，一度统一北方。王猛在世时不赞成南征，临终仍以此劝告苻坚。

383 年，苻坚南征。《晋书 · 苻坚载记》记其兵力“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这个数字的具体构成与可信度，学界向来有争论（一般认为是举国征发后的总动员数，实际投入战场的兵力要少得多）。

双方相持于淝水。晋军（谢玄所率北府兵约八万）请求秦军稍退以便渡河决战，苻坚同意，下令后退，结果一退不可收拾。朱序在阵后大呼“秦兵败矣”，秦军全线崩溃，“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晋书 · 谢玄传》）。

这场胜利常被讲成以少胜多的奇迹，但它的因果关系值得多说两句：苻坚的军队是由多个刚刚被征服的民族拼起来的，内部的忠诚度本就极弱；一旦后退的命令下达，各部队之间立刻出现信息真空。所以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奇谋，而是这支军队原本就不是一个整体。

淝水之后，前秦瓦解，北方再度分裂，直到 439 年北魏统一。一次失败推迟了统一半个世纪以上。

这一朝还有一件小事容易被忽略：马镫。目前所见较早的成熟马镫实物，多出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如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铜鎏金木芯马镫，年代为公元 5 世纪初；更早的单镫或线索类器物亦有报告，具体起源仍有讨论）。马镫让骑手第一次能够稳定地把自己固定在马背上，重骑兵由此成为可能。一件几十克重的小物件，改变了此后一千年欧亚大陆上的战争形态。

在此期间还有一条值得注意的经济线索：货币与实物并用。北方长期战乱，金属货币流通萎缩，租赋征收多以粟帛计；南朝则多次尝试铸钱又因减重而失信。直到隋唐重新建立起可信的钱帛并行体系之前，中国经历了一段“钱不太好用”的时期。一个社会的交易媒介一旦失去了信任，所有的价格都要重新谈判。

：一次自我改造

五、北魏：一次自我改造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一次制度实验。

386 年拓跋珪（Tuòbáguī）建立北魏，398 年迁都平城，439 年太武帝统一北方。前期它还是一个以鲜卑军事贵族为主体的政权。

转变发生在冯太后与孝文帝两代人手里。

485 年推行均田令（其具体施行情况学界有讨论，敦煌吐鲁番文书可证确实对授田作过登记）；486 年实行三长制（五家一邻、五邻一里、五里一党），把此前由宗主督护制掩盖隐匿的人口重新纳入户籍。这两条措施解决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国家要重新找到自己的纳税人口。

494 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此后推行一系列激烈的汉化措施：禁穿胡服、改说汉话（三十岁以下官员在朝廷必须使用汉语，违者免官）、改鲜卑复姓为汉姓（拓跋改姓元，独孤改姓刘，步六孤改姓陆等）、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依汉制改定官制与礼乐。

这一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次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造，而且是由征服者自己发起的。它的动机并不难理解：一个统治着数以百万计农耕人口的少数族群政权，要使用熟悉这套生活的人的方式来管理它。

它的代价同样清楚：迁洛以后，鲜卑贵族迅速分化，留守北边的 “六镇”武士则被边缘化。523 年六镇起义爆发，北魏由此走向分裂（534 年分裂为东魏西魏，此后分别为北齐、北周所代）。一次成功的文化整合，同时制造了一支愤怒的旧军队。

这一段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证据留存至今：1965 年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墓志》《谢鲲墓志》等石刻，字体方正古朴，与《兰亭集序》那种流美的行书完全不同。1965 年郭沫若据此提出《兰亭序》真伪之辩（《文物》1965 年第 6 期），高二适撰文反驳，此后争论持续多年，史称“兰亭论辩”。这场争论至今没有彻底定论，但它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同一时代的字可以完全不同，而“哪种才是这个时代”本身就值得一吵。

六、门阀与寒人：谁来当官

这一时期有一条横贯南北的共同线索：出身决定了能做多大的官。

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到此时已经彻底成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评品的权力落在曾任中央官职的当地世家手中，由此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现象。南方的王、谢、庾、桓，北方的崔、卢、李、郑，都是这样的家族。

它也诞生了一整套奇怪而精致的文化：谱牒学。《世说新语》里那些关于人物品藻的对话，表面上是谈论风度，实质上是圈子内部的互相确认。当一个人的仕途取决于他的品评等第时，品评本身就成了一种权力。

南朝同时还有另一个方向的变化：皇帝开始起用“寒人”掌机要。宋、齐以来，中书通事舍人一类职位品级不高却掌管诏令起草与政务传递，实际的任用权转向皇帝亲信。这不是民主意义上的上升——寒人掌权靠的是皇帝的私恩，而不是制度化的通道——但它说明世族已经不能完全垄断实际事务。

真正把这块铁板打破的要到隋唐的科举，而它的源头要到下一朝（隋）去看。这一朝能说的是：正因为这套制度在南朝走到了顶端同时又暴露了自己的无能，才使后来那条通过考试取士的路显得那么必要。

七、人写的书与石头上的像

这一节集中写这个时代留下的作品，因为它们的关系比看上去紧密：一个写字的人、一个种地的人、一个算圆的人、一个凿石头的人，做的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在政权反复更替的时候，把手上的活做下去。

王羲之（303—361）。 353 年三月三，会稽山阴兰亭，四十余位名士修禊赋诗，王羲之乘兴写下《兰亭集序》。此帖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极度推崇它，据传命人摹拓，真迹相传随葬昭陵（此说出自唐人记载，清代以来不断有学者质疑，是否随葬昭陵至今无确证），今天流传的都是摹本与刻本，其中以神龙本、褚遂良摹本等最为著名。它的重要性在于：书写第一次如此彻底地成为一种个人气质的外化——字的轻重欹正跟着情绪走，二十个“之”字各不相同。

陶渊明（约 365—427）。 出身官宦之家，做过江州祭酒、彭泽令，任职八十余日后辞官归隐。《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饮酒》诸作，把一种此前的诗很少处理的生活——种地、喝酒、穷、失去亲人——写成了文学的正题。他让“过日子”成为可以被书写的内容。

《文心雕龙》。 南朝刘勰约在 501 年前后成书，五十篇，体系化地讨论文体的源流、创作方法与批评标准。它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从《原道》《宗经》讲文之根本，到《神思》《体性》《风骨》讲创作与风格，再到二十余篇的文体论与批评论，体系之完整在古代世界中都属少见。它出现在这个时代并不偶然：正因为书写与阅读成了士人圈子的核心活动，才有人有必要把“怎么写才算好”这件事故意写出来。

《齐民要术》。 北魏贾思勰约在 533—544 年间成书，十卷九十二篇，记录黄河中下游的耕作、育种、嫁接、酿酒、制酱、畜牧、兽医等内容，是一部真正实用的农书，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学著作之一。贾思勰在序中写明自己的方法：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查文献、听民歌、问老农、自己试。这十六个字是这一时期最好的学术态度说明。在一个政权不断更替、战争连绵三百年的时代，有人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把地种好”上，这件事本身就很有力量。

祖冲之（429—500）。 求得圆周率在 3.1415926 与 3.1415927 之间（其算法原书《缀术》已佚，具体推算过程靠后世记载推知）。此外他还改造了指南车、作《大明历》（其中首次把岁差引入历法计算，这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一步）。此前的圆周率多用“周三径一”，刘徽用割圆术求得 3.1416。一千年之内，没有人把这几个数字算得更准。

石窟。 云冈第 20 窟的大佛、龙门宾阳中洞、麦积山与敦煌的塑像和壁画，都是这一期陆续开凿的。它们既是宗教产物，也是工艺样本：凿石、彩塑、壁画，都需要长期的专业分工。

这三百年的尾声还有两个具体的人应当提到。一个是梁武帝萧衍（464—549），在位四十八年，晚年笃信佛教，四次舍身同泰寺，群臣要以巨资将其赎回；548 年侯景之乱爆发，他被困台城饿死。另一个是陈后主陈叔宝，他的《玉树后庭花》被后人当作亡国之音的代表。这两个人常被放在一起讲，因为他们说明了同一件事：再精密的南朝文化，也挡不住一次直接的军事失败。

八、五百八十九年

公元 577 年北周武帝灭北齐统一北方；581 年杨坚代周建隋；587 年灭后梁；589 年正月隋军渡江，二月入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于井中（此细节出自《陈书》《南史》，带有象征性的书写成分）。三百年分裂结束。

这三百年的账可以这样结：

政治上，它是秦汉之后第一次长时间的分裂，中央失控、政权频繁更替、民族之间战争不断——这些都是真的，不必美化。

经济上，它把长江流域变成了第二个粮仓，从此中国的版图不再只有一条经济主轴。

文化上，它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融合：进入中原的各个族群，在此后的几百年里逐渐融入；而中原的制度、语言、书写方式也被他们接受与改造——鲜卑的姓氏消失了，但鲜卑人带来的生活习惯与军事组织形式留了下来。所谓融合，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同化，而是双方都被改写。此后隋唐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新变得强大，恰恰是因为这三百年把底座换过了。

此外还应记得这一时期另一种“集成”的冲动：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收录先秦至梁代的诗文七百余篇，确立了此后一千多年“文学”的基本范围；锺嵘《诗品》把一百二十余位诗人分品评语；徐陵编《玉台新咏》。一个政权在走下坡路的时代，反而特别容易变成整理者的时代。

这三百年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其实很简单：政权垮了，人和手艺没垮。

当北方在几十年里换了五六个国号的时候，有人在地里试新的轮作法，有人在写怎样品评一篇文章，有人用一千年没人超过的精度去算一个圆，有人在洛阳城外的山崖上，一锤一锤地凿出十几米高的佛像。

这些东西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什么权重都没有，但它们是真正沉淀下去的部分：接下来的隋唐之所以那么快就繁盛起来，不是因为某个英明的决定，而是因为这三百年的劳动已经积到了那儿。